清康熙二十一年 (公元1682年)鰲拜被懲治、漕運被整頓、河工步入正軌、三藩被削平，清王朝呈現了“天下無事”的局面。朝廷中出現了要求整頓禮樂制度的呼聲，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認同。由于按照傳統的禮樂制度，音律是否和諧，取決于黃鐘律的準確與否，而黃鐘管長又與律尺標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樣由制訂禮樂制度開始，導致對尺度標準的重新考訂，拉開了康熙時代度量衡科學研究的序幕，并完成了整理度量衡制度的計劃。
在考訂度量衡的過程中，康熙皇帝采用了漢民族歷史文化傳統中的<樂律累黍>學說，<樂律累黍>學說在中國起源很早，<尚書·舜典>中有“同律度量衡”之語，<孔傳>載“律者，侯氣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起于律。”這就是說度量衡之制也是起于黃鐘之律。到了西漢末年律歷學家劉歆總結了先秦以來度量衡的發展，把單位量值、進位關系、標準器的制作，以及管理制度等詳細記錄下來，寫成“審度”，“嘉量”，“權衡”三篇文章，形成了系統的度量衡標準學說，收入到<漢書·律歷志>中。該學說認為度、量、衡標準都與音律中的黃鐘有關，可以通過黃鐘律以累黍定尺方式加以確定。<漢書·律歷志>對該學說有具體記載：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谷矩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鐘之龠，用度敉審其容，以子谷矩黍中者千有二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鈞，四鈞為石。
樂律累黍學說以聲之音，定律之長，由此來定度量衡，它的關鍵在于用一種特定的北方黑色黍米作為中介物，認為通過這種黍米的排列，可以得到長度標準；通過對其在黃鐘律菅中的累積，可以得到容量標準；通過對其一定數目的重量判定，可以得到重量標準。但是在實踐中，樂律累黍的方法實現起來有相當大的難度，黃鐘律菅徑大小，黃鐘律菅長長短都可能有差異，不可能一律，而這些又與律菅發音高低有關。如何選擇某一特定的音高相應的律菅菅長作為長度標準，要前后一致，以之定度量衡要前后相準是非常困難的。
按照〈漢書·律歷志〉的記載，用90粒北方某一黑黍米排列在一起，正好相當于黃鐘律菅的長度9寸，但這一長度按康熙時的尺度去量，則只有7寸左右，怎么也不到9寸，其原因就是古今尺度各不同。康熙皇帝面對這個問題認為古今尺度有變化，但黃鐘律的長短不會變化，黍米的大小也不會變化，用累黍定律之法考定尺度，確定黃鐘律的本長，應該是可行的。
在具體確定尺度標準和黃鐘律的本長中，康熙皇帝巧妙地用黍米的縱排和橫排化解了古代理論與當代現實統一的矛盾。“御制”〈律呂正義〉詳細記載了康熙皇帝的做法及認識，黃鐘律古今相同是不變的，但要考定它，則首先要確定尺度，而要確定尺度，就必須采用累黍之法。康熙皇帝用累黍之法驗證的結果，縱排百黍得今尺（清營造尺）1尺，橫排百黍得今尺（清營造尺）8寸1分，古尺1尺，因此古尺1尺相當于今尺（清營造尺）8寸1分；黃鐘律長古尺9寸，相當于今尺（清營造尺）7寸2分9厘。這種結果正好與〈漢書·律歷志〉“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的記載相符，由它得出的黃鐘律是“古人造律之真度”。因此可以把橫排和縱排兩種累黍方式得到的尺度，分別定為古今尺度的標準。康熙皇帝用傳統累黍定律的方法，很巧妙地為當時清營造尺的尺度標準找到了依據，也為整個度量衡體系的標準找到了依據，就這樣考訂了當時度量衡制度的準則，確定了古今尺度的比值，并以考訂后清營造尺的尺寸為法定標準，用它來核定量器升斗的容積，核定衡器砝碼的輕重，并在全國推行統一后的度量衡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康熙皇帝累黍定尺的實踐，推動了前清度量衡科學的發展，促進了度量衡的進步。〈中國度量衡史〉一書作者吳承洛先生，對于康熙皇帝累黍定尺考訂度量衡的意義作了精辟的評價：“以縱累百黍之尺為“營造尺”是為清代營造尺之始，舉凡升斗之容積，砝碼之輕重，皆以營造尺之寸法定之……沿用敉百年，民間安之若素，其考訂之功，可渭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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